196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紧张，政治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四川制药厂也准备把原从华北一些地方采购的原料在成都就近解决，随着我们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以及质量稳定的产品，一个个与川药厂配套供应的新产品不断地投产，像精制醋酸钾。溴代十五烷基吡啶、溴化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精制氧化钠等，都是我自己负责生产出来的。开始都是土设备、土办法，后来才逐渐用正规设备的。像用三根竹棍吊滤袋做过滤器，搪瓷开水桶做溴化反应罐，日本进口醋酸桶有塑料内胆，我用来做离子交换柱制作纯水（我在1969年就凭书店中买的一本《纯水制备》，采用混合树脂床技术生产纯水取代蒸馏水，不但自用，还供应其他单位）。除了与川药厂配套的产品，我还开发了其他一些产品，均投入生产，如胱氨酸（从人毛发中提取）、肌醇（从米糖中提取）即后来的甜菊甙等，均是供出口外贸用。由于生产工人文化偏低，每天我需要把中夜班的操作详细地写在记录上，工人才知道做什么。好在都较认真，保证了产品质量。生产不断发展，从1974年开始，因知青回城、退休顶替、安置社会青年，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企业来。这些年轻人的到来，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也调皮捣蛋不少，好在我好动，夏天中午带他们到浣花溪游泳，节假日带他们玩遍了成都周边景点，冬天峨眉山都去了两次，最早是骑自行车，后来坐大卡车，开心得很。

我在那些年，工资收入一直是每月185元，直到1971年后才逐渐增加，产品开发一个接一个，没有奖金，也没有提成，觉得是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时任支部书记的高仁竹同志冒着风险，给每个职工发了5元钱奖金，她自己不要，说上面查处时好负责，在那个时候这已是破天荒的事了。当然有家也是一个好条件，至少不用交伙食费，但后来“文革”中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父母双双被捉入“牛棚”，家里存款被冻结，连父母每月都只有一人18元生活费，我便与一兄长童恩川相依为命，他当时在国营成都仪器厂工作，每月50多元工资又未结婚。我们生活还算过得去，至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父母补发工资，已是后话了。

在化工生产中，有不少是易燃易爆或有腐蚀性的原料，除了给工人讲解各种预防安全知识外，日常管理很重要，但有次还是发生了事故，吊装溴素（具有刺激性、腐蚀性）的升降机钢索断开，一罐溴素（约10公斤）从升降机上跌下破碎，顿时一股小蘑菇云的棕色气体腾空而起，工人们都慌乱跑开，只有我冲上去，迅速用纯硷粉（碳酸钠）撒向流出的溴素，很快控制住现场，减少了损失与化学污染，但事后发现我的手表表面都腐蚀了，而自己的喉咙黏膜受损，从此落下了终生不愈的咳嗽毛病，且越来越严重，一年到头咳嗽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