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而言，有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她们必须面对另一种同等强大的养育使命——建立、经营家庭，并维系家庭的稳定，这就与这个文化观念发生了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眼里，这种相反的道德要求简直是对她们的贬低，至少它必然与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相抵触。事业与婚姻的矛盾、外出工作与家务的矛盾、自我表现与关爱支持别人的矛盾——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都是同一核心文化冲突的表现，是由指导如何做人的对立价值观造成的双重束缚。安蒂根妮·佩吉特正是被困于此：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已经成为她与同龄人的共同危机。然而，她的问题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而恶化。使困境转化为悲剧的因素包括：加剧个人需求的特殊的原动力，以及为了达到双重目标，她们在生活资源上遭受的相关损失或剥夺。过度压力以各种方式呈现——从沉默的绝望到爆发的愤怒——但苦恼的肢体习惯表达却是共同的，足以使它成为北美社会中医生研究把握的对象。

安蒂根妮·佩吉特的决定是关于要不要离婚，选择是否应该为她精神上的追求而忍受拆散家庭的痛苦，或者为了家庭而压抑自己。并不是这个凄楚的选择使她变得脆弱，事实上，她在这选择前本来就如此。她的疼痛不仅表达她的犹豫不决，也使她有理由犹豫不决。她认识到，她的任何决定，对她的丈夫、孩子和父母将有关键的作用，但却不能解决自己个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根源于她早年的生活、她祖先的传统，以及西方社会的结构体系。在她的心目中，义务，这个她很少用到的字眼，与权力有着同等分量，如同忠诚与叛逆也同等分量一样。她的义务与个人意志自由，与社会的秩序有着与生俱来、终身相随的历史性冲突。她知道，疼痛的意义就来源于这些泉源。她的疼痛意义是单一的，前后一致，这在我的医疗和研究经验中是不多见的。像她的生活一样，强大的驱动力一再造成核心冲突，她的疼痛也受到同一驱动力的指令。不管心理分析家将如何分析这个案例，那种驱动力都并非是神经性的反复，而是社会环境与个人经验之间的辩证运动，持续使她经验中的每一个新方面合乎这个冲突作用。要想了解她的慢性疼痛，就要了解这个心理与文化的驱动力。这就是说，她特殊的生活条件与普遍的文化状况联合起来使她的疾痛经验趋于恶化。疼痛是这两方面的象征，因此，对它的治疗也要求探讨这两者。

[1]这个案例是几个慢性疼痛患者经验的混合。这些经验非常相似，所以我认为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案例很适合。给这个案例的主角起假名安蒂根妮，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这个名字的讽刺性。故事的真实主角（佩吉特夫人）无法选择，从而加深了自己，也许还有别人的痛苦。而神话故事里的主角（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选择则太绝对，太没有余地，从而也为自己和他人引来一连串悲剧后果。其次，我想以此来暗示，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1958）对马丁·路德的治疗，解决个人疑问的方法，也可能表现或有助于摆脱文化困境。

后续精彩内容，点击下方关注我们，回复书名即可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