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写工农兵及知识分子以外，我们并不反对写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我们知道,在题材问题上，我们党从未加以限制,从来不是只许写工农兵,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样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及知识分子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反面人物和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若干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到处泛滥,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常常听人说:“只要题材抓对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这话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对初学剧作者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使他们一心想找新鲜的时髦的题材,而不重视题材的处理工作。其实，一出戏的成功主要决定于题材的处理工作。一种题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法,写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剧本。处理方法主要分正面处理与侧面处理两种。正面处理是按照重大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结束的前后经过正面地来描绘，这是最普通的方法。但就是正面还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它，也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剧本。例如话剧《烈火红心》和《敢想敢做的人》都是描写先进青年工人与保守落后思想作正面斗争的故事，但前者的着重点放在“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上，而后者的着重点却放在与保守落后人物作坚决的斗争上。从侧面写一般比正面写来得更巧妙些，容易细致、曲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折和含蓄，容易发挥作者个人的风格，一般说容易提高艺术质量。我们翻看一下古典剧作家们的杰作,从侧面写生活的远远超过正面的。当然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们从正面来写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只能用借古喻今、旁敲侧击的手法,但这种限制反而促进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性。中国古典戏曲作品里最多的是写男女爱情的喜剧或悲剧,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残暴，悲剧如越剧《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喜剧如闽剧《炼印》、楚剧《葛麻》、蔘剧《三家福》、川剧《评雪辨踪》、杂剧《救风尘》等都是侧面写法的好例子。当然，也可以找到不少用正面写的杰出的剧作，如秦腔《赵氏孤儿》、昆剧《十五贯》、京剧《四进士》等。在外国古典剧作里也同样随处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等。从侧面写，从小处写,从局部一角写,所谓“从小见大，从微知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以显示出作家的高度艺术才能，创造出出色的艺术作品。所以不能把“重大的”、“不重大的”、“尖端的”、“非尖端的”的题材的区分,规定得太死。从正面写,作家所概括集中的生活面一般比较广阔，非有高度的艺术才干、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手腕的人是很难做到引人入胜、完整统一、具体细致、深刻动人的。当然,我们不反对正面写,许多伟大作家都有先例可援，但在初学写作的人不能掌握全面的时候，没有高度集中概括能力的时候，就要注意避免照抄生活或者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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